朱熹天性聪颖，好穷根究底。四岁时，父亲朱松用手指头向上指着，告诉朱熹:“上面的这个空间叫天。”朱熹看了看天，问道:“天的上面还有什么?”这个难于回答的问题，朱松感到惊奇，孩子怎么小，应有不同凡向的求知欲，要好好栽培。于是拿出一本“孝经”作启蒙读物，教他认字，朱熹很快就读完了。到八岁重新温习“孝经”，朱熹提笔在书上写道:“若不如此，便不成人”。十四岁时，父亲病故，朱熹遵父遗嘱去崇安，先后师从胡宪、刘白水、刘屏山学习经书。十八岁中乡贡，十九岁中进士，朱熹在考卷上写的关于国家大事的文章，主考官说他决非常人可比。当泉州同安县主簿时二十一岁，二十四岁时听说南平李侗得理学真传，竟徒步数百里，翻山越岭去求学，奠定了日后的学术基础。

　　朱熹从中进士到卒五十年，朝野闻名，都说他是位清官好官，但“立于朝”只有四十天。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皇帝又爱又怕，爱他清正廉洁，有识有才;怕他指陈时弊，敢于直言，只好放在外地做官，既不予提拔重用又不准辞官归山。在政治上，朱熹主张养精蓄锐，待机而动，反击金国侵略，收复失地。在经济上要求废除苛捐杂税，赈灾济民;朱熹上奏《社仓法》，得到孝宗皇帝“颁其法于四方”，予以推广，从此各地州县衙门丰年积谷，歉收平粜，开创了社会保障的先河，实践证明这是个利国利民的好办法。

　　朱熹的为政经验，后人称之为《朱文公政训》，从其从政经历出发，对治国安民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强调为政者要有仁爱之心，要心度大方，要以仁心感化庶民;要注意民事，“平易近民，为政之本”，要以民事为重，军政次之;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，“临民以宽，待士以礼，驭吏以严”。为政要令行禁止，号令要明，刑罚也不能弛，要以严为本，以宽济之。为政者的素质要大公无私，不能存有个人杂念，要勤于政务，不能偷懒，对于已了和未了之事，要做记录，以便心中有数，还要定期清理，不拖沓延误。为政者本身须是“晓事底人”，即明白事理，精明能干。要“自高一着”，比部属更有胆略和能力，方不致为属下所左右。还要亲自动手处理实际问题，“熟后自会”，从实际工作中摸索出方法，积累经验。对于部属，要立下规章制度加以约束，如针对拖拉作风，要限定界限，逾期严究。《政训》反映了朱熹的政治思想，至今对从政者仍有指导意义。

　　朱熹一生著书立说不计其数，竭力主张理学治国，他的学术思想不仅仅在元朝、明朝、清朝，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，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，形成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统治的社会意识体系。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。朱熹倡办文化教育，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，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，无论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。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，虽然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伦理思想，传播儒家的道德文化，但也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，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，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。

　　朱熹任地方官时，在整顿县学、州学的同时，也新手创办了同安县学、武夷精舍、考亭书院。重建了白麓洞书院和岳麓书院。并制定了以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为“五教之目”;以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为“为学之序”;以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惩忿室欲，迁善改过”为“修身之要”;以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为“处事之要”;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为“接物之要”等为内容的学规，总结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准则。朱熹亲自编写“小学”和“大学”教材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和著名学者，形成了自己的学派。朱熹晚年在武夷山紫阳书院讲学，吸引了全国各地学子，有的缴些束修，有的囊中羞涩，朱熹都一视同仁，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，诲诱不倦。他自己也穷，就和学生一起吃粗粮，采野菜，桌上粗茶淡饭，堂内弦诵不辍。他一生讲学不休，直到老死。

　　朱熹卒后，宁宗帝赐谥“文”，故称朱文公。理宗帝追封“信国公”，后改“徽国公”，从祀孔庙。

　　无锡碑刻阵列馆(无锡县学)的“明伦堂”匾额，落款“新安朱熹”，为国内罕见的朱熹手迹。至今保存完好，历劫不坏。